武汉科大：线下线上联动 精准服务就业******

　　武汉科大：企业“网”上来、学生“推”出去、协会“动”起来

　　线下线上联动 精准服务就业

■关注大学生就业

　　近日，在武汉科技大学的企业空中宣讲会线下场地，担任企业招聘“校园大使”的大四学生张高翔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一边和企业对接，为同学们争取简历投递的绿色通道，一边在现场为同学们耐心答疑，精准推送企业招聘信息。

　　找工作遇到最难季，怎么办？线下举办空中宣讲会、为企业配备“校园大使”、每个班设有“就业联络员”……武汉科技大学采取一揽子措施，让企业“网”上来，将学生“推”出去，促协会“动”起来，助力毕业生快就业、就好业。

　　企业“网”上来 线下线上不缺位

　　“各位同学，今天下午三点，海尔智家的空中宣讲会，我们开放场地，欢迎大家现场观看企业直播宣讲，参与面试……”近日，在武汉科技大学，海尔智家的空中宣讲会在线下“闪亮登场”。

　　原来，受疫情影响，学生只能靠空中宣讲会了解企业招聘信息，跟踪简历投递状态。而空中宣讲会相比线下招聘会，针对性弱、互动性差，学生普遍不积极，企业也无法及时跟进学生的投递动向。

　　“能否将线上宣讲会同时安排在线下办？”联系好企业，安排好招聘助理，该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工作人员孟佳便将想法付诸实践。

　　不到半小时，现场便收到近20份简历。“感受到了学生们找工作的热情，后续我会一一跟进他们的面试进度。”海尔智家HR（人事专员）朱贤也格外上心。

　　该校管理学院2023届毕业生周杰提交网申后，就来到现场，进行视频咨询。经过面试，他收到了录用通知。“幸好学校安排了线下宣讲会，不然我可就失去一个好的就业机会了。”周杰说。

　　按照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武汉科大还组织了网络专场招聘会。从网上向优质企业发出邀约，为企业配备在校学生担任的“校园大使”，配合企业发布招聘信息、宣传招聘渠道。在校园里展出招聘企业信息后，“校园大使”在现场为毕业生们介绍公司，引导投递简历。

　　学生“推”出去 精准推荐成常态

　　受疫情影响，学校大型线下双选会无法举办，企业对毕业生基本情况的了解常常只能靠一份简历；学生也很难广泛接触企业，了解企业的真实情况。“企业和毕业生之间可能出现某种程度的不信任。”孟佳表示。

　　于是，“校园大使”与企业、教师与企业的“一对一”推荐方式日益流行，这成为企业与毕业生之间沟通的快速通道，双方的适配速度和程度都明显提升。

　　秋招期间，武汉科大2023届毕业生吉少宝，担任了数十家公司的“校园大使”，累计推荐简历200余份。“每推荐5个人，就有1个人进面试。”推荐时，吉少宝不仅了解到每家公司的福利待遇等，还根据同学的偏好有针对性地推荐。

　　“郭老师，这是我的简历，往哪投啊？”临近秋招尾声，该校2023届毕业生禄芯垚向辅导员郭家麒“呼救”。“我帮你！”郭家麒常年和企业保持联系，他一边为学生修改简历，提供求职辅导，一边向HR介绍情况。多方推荐下，一个月后，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向禄芯垚伸出了“橄榄枝”。

　　“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在秋招前，去宜昌邦普建设项目考察，与企业建立了良好的联系，累计签约17人；计算机学院和金山办公软件签了实习协议，累计签约15人……”孟佳介绍，为了把学生“推”出去，学校还通过访企拓岗、校地合作、校企合作实现推荐学生就业工作的常态化。

　　协会“动”起来 服务就业不打烊

　　近年来，大学毕业生慢就业、缓就业现象突出。疫情下，个别毕业生甚至开始“躺平”模式。

　　“得让大家动起来。”该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鞠磊介绍，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改组了已经成立11年的就业与职业发展协会，增设了学院、专业、班级三级制度，每个班设有“就业联络员”，每个学院、专业设有“招聘助理”，总人数近300人。

　　“景旺电子晚七点召开线上宣讲会，相关专业同学可转发观看！”“硚口区直播带岗，明天下午，请转发！”……秋招高峰期，就业群日活跃用户数量过百，每个人都是信息的发布者、传播者和受益者。

　　以往，主要由辅导员了解毕业生的情况，推送就业信息，然而辅导员毕竟力量有限。“如今，每个联络员、招聘助理，就像一个个雷达，分布在全体毕业生中。”鞠磊说。

　　除了为每名毕业生精准推送就业信息，协会还开展“铸梦”生涯求职工作坊、训练营、AI易面系列活动。协会“秋招”时，还推出模拟面试、简历门诊服务，为求职有困难的同学提供帮扶。

　　“疫情影响下，学生的就业环境更加复杂，遇到的问题更加困难。”鞠磊表示，“学校将在防疫安全的前提下，努力为毕业生和企业提供一切便利服务，助力每一名毕业生找到满意的工作。”（本报记者 程墨 通讯员 徐继男 曾梓宸 尚紫荆）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